1、绿大地的判决绿大地是来自云南的一家林业企业，2007年12月在中小板上市。

在韦尔奇的领导下，通用电气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出极其平稳的收益增长，丝毫没有你可能预期会出现的短期波动（这种波动却再次出现在了他的继任者的任内）。周五的报告所引发的怒潮表明，有一个政治运动希望美国走向失败，该政治运动太过执着于打倒奥巴马，以至于这份对忍受了长期困难的美国劳动者来说是好消息的报告却让该运动的成员陷入狂怒。

如果关注一下过去一年左右的趋势，你会发现这两个调查都表明就业市场正在逐渐好转，就业机会的增加正持续超过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该数据在以前更高，但由于婴儿潮的一代人中有很多已达到退休年龄，于是基础的劳动力增长大大减少）。想到一个如此疯狂的运动竟会发挥如此之大的政治威力，这简直令人生畏。被很快授予劳工统计局真相家(B.L.S. truthers)称号的一马当先者正是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的前董事长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他在Twitter上发布言论称，劳工统计局通过做假来帮助奥巴马总统再次当选。此外，劳工统计局使用的方法是公开的——任何熟悉数据的人都知道数据是有杂声的，不时被报告出来的特别好（或坏）的月份其实只是统计中随机性所带来的结果。

一旦你考虑到人口老龄化，你会发现数据表明，就业状况自2011年夏季以来获得了实质性的改善。（如果奥巴马政府去年提出的《美国就业法案》[American Jobs Act]得以通过，失业率可能已经低于7%。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从1952年到2008年，只有13个非西方、非石油输出国国家实现了与美国相对收入水平距离的收窄。

前者指行为人逐步积累自己的经济资源，并在资源的约束范围内进行投资，以利用被识别到的发展机会。现实中的经济发展状况是怎样的？以中国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前，单位劳动力生产效率大约只有美国工人的1/30，美国经济体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与经济流程在极大的程度上领先于中国，换言之，如果可以持续地向领先经济体学习，中国等欠发达国家的确可以引进极多的发展机会，这是林毅夫教授强调后发优势的原因。除了制度与政策造成的扭曲之外，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宏观管理的失败。进入专题： 新结构经济学 。

这种重新设定有可能包括从具体而微的流程改进到重大的技术变革在内的无限多的类型。相反，当政府主动进行行业选择的时候，为其错误卖单的是普罗大众，它不会对失败有那样的戒惧忐忑，往往还会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试图通过投入更多资源、更改游戏规则等手段来挽救自己的判断。

换言之，林毅夫教授承认并强调了市场应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但指出市场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协调解决这些问题，遵循增长识别与协调六步骤，引导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的发展，取得最快的升级换代与经济增速。发展机会往往体现为利润机会，但利润机会并不一定都是发展机会。非洲许多国家政府无力建设稳定的社会、政治生活，甚至战乱不断，自然谈不上发展。所谓的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一的加总值可以送到政府面前据以决定那些行业应该鼓励，那些不应该。

拉丁美洲诸国没有能力管理其债务、货币与银行体系，以至于周期性遭遇恶性通货膨胀。就此而言，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例如没有恶性通货膨胀）、法治健全、产权得到保护等制度与环境十分重要。如果错了，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认错出场，资源撤出这个方向的配置。第二，政府无能导致的宏观管理失败。

垄断性的国企与受到保护的私人企业扭曲了价格体系，一些本来有利可图的机会被征收了垄断性租值之后变得不再可行。林毅夫教授似乎认为，结构主义经济学推荐的政策违背比较优势的干预政策，因此失败，如果各国政府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干预政策，就可以成功。

如果没有这些扭曲，发展机会所隐喻的高效率自然会淘汰旧的生产方式，推动经济进步。对追求利润者而言，采用新技术挣取利润与取得行政保护获取利润并无区别。

这方面，当事人本人拥有政府无可比拟的信息优势与技能优势——政府机关及其代理人只有在如何最大化自身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不是寻租）方面拥有最大的信息与技巧集合。重新配置社会资源以市场化或者组织化方式实现发展机会。相比较于政府而言，企业才是探索自身最佳比较优势组合、推动最佳产业升级路线的合适主体。林毅夫教授是第一位登上马歇尔讲座讲坛的华人学者，其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包含了愈20年的苦心探索，得到了包括诺奖得主斯宾塞、斯蒂格利茨、福格尔、阿克劳夫、谢林、赫克曼、菲尔普斯等人在内众多经济学者的赞誉。这种改进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承担行为，由每个行为主体在近乎随机的、本地化的碰撞中去探索可能有的对生产技术、流程、经济要素的重新设定，并动员社会资源来实现这种重新设定。林教授认为，第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失败是由于这些国家及其政府采用进口替代政策，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而代之而起的华盛顿共识则不能解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与拉丁美洲近年来的失败，没有意识到在欠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可以而且也应该发挥助推的作用。

政府滥权与无能之罪，社会却承担贫困匮乏之罚，思之令人长太息。相关的利益团体也会鼓励政府机关在错误的方向上继续投放资源，以维护自己的团体利益。

以中美两国的比较而言，美国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最外端，发展机会创造速度缓慢，对有效投资的需求不大，美国经济产出中仅有不足15%配置于新资本形成。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由生产可能性边界来界定，后者是由特定时期这个经济体所运用的不同的经济流程、生产方法等来决定的。

这方面，政府的无能也能够实质性地损害一个国家实现发展潜力的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权力对其心仪项目、企业、行业、潮流的介入与监管，往往不能加快发展，反而是经济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

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总结上述13个成功赶超案例中总结的五个经验中，第一个就是实施外向型政策，这并不令人意外。的确，发展的秘密对于经济学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其重要性或许不亚于解释经济周期成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有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任何问题了。发展机会的实现有两种方式，一为内源式发展，二为外源式发展。但是，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数词，而是一个复数词。

两种方式的运行机制有所不同，而后者涉及的因素要复杂得多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尽管在每一个阶段，市场是对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当经济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过渡的过程中，一些产业升级的外部效应没有办法被市场完全考虑。

但这个问题是所有经济政策都必须面对的，不仅仅局限于新结构经济学。这种完全依赖市场的发展模式在90年代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遭受了多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后也逐渐被怀疑。

这种批评更多基于对市场过度迷信的意识形态问题。不能因为目前制度建设上的一些不足就把所有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全盘否定。

基于这种模型上的政策建议也更有可靠性。而很多前沿的宏观经济学也是研究市场中什么地方可能存在缺陷，有没有通过政策可以解决或者提高效率的方法。林毅夫教授总结了结构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失败的教训后，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通过构造和实际微观数据一致的模型，可以保证经济学模型描述了经济的真实情况。

这种研究方法和目前宏观经济学中强调微观基础的研究方法一致。由于缺乏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认识，很多人错误认为林毅夫教授主张计划经济或者政府强制干预经济。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仍然认为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是最有效的分配资源方式。所以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允许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发挥作用就简单地全面否定并非理性。

华盛顿共识认为应该放弃政府补贴和关税等在内的各种政府干预，通过开放贸易和金融等国际市场实现经济的增长。他把一批国内外的优秀经济学者组织起来，从数据出发，用严谨的经济学模型认真思考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在什么地方，在此基础上提供政策建议。